自2013年起，为改善市民居住条件，提升城市品质，长沙南部启动了相关棚户区改造项目。为安置该片区的拆迁户，负责棚改项目的国有公司需购买一定数量的二手房用于产权调换。房产中介贺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，找到时任项目公司拆迁部经理的于军，请求承揽购置安置二手房的业务。于军答应先让贺新做一批，“考察”一下他的表现。于军话里有话，贺新心领神会。

　　2013年底，在完成了第一批房源的收购后，贺新火速给于军送去2万元。对于贺新的表现，于军感觉差强人意。2014年5月，公司完成了第二批二手房的收购，于军主动“点醒”贺新，提出按每套二手房1万元的标准给好处费。贺新不敢怠慢，当月结款后就将40万元现金如数奉上。2014年下半年，第三批二手房收购完成，贺新又给于军送去25万元。2016年，审计部门在对该拆迁项目审计时发现，贺新经手的二手安置房购置价格高于同期市场价格，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，遂将线索移送有关部门查处。

　　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围绕贺新的行贿行为如何定性经历了一场“暗战”。贺新及其辩护人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，但对法律定性有异议。他们辩称，由于第二笔、第三笔行贿系于军主动提出，其性质是于军索贿，贺新的行为不构成行贿，这两次送出的65万元应当在行贿罪数额中予以扣除。

　　我们发现，这是一个绵里藏针的辩护“策略”：在“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”，不影响认罪态度的前提下，以定性有偏差为由，否定大部分涉案金额，使余下数额达不到立案标准，获得近似于无罪辩护的效果。刑法规定，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是行贿。辩护方提出贺新系被索贿这一半理由，另一半“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”留着不点破，显然是在试探检察机关对认定贺新获利不正当性的决心。

　　对此，我们提出了如下观点：第一，案情不能孤立地看。贺新主动对于军行贿以期承揽业务，其行贿犯意是概然的，其行为是主动、连续的，于军只是提出数额标准，并非是犯意的挑起方，可不认定索贿，贺新自然也可不认定为被勒索。第二，贺新的获利具有不正当性。根据审计机关出具的材料，贺新向公司兜售的二手房价格高于当时市场行情，于军作为国企职员，有正确履行职责确保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义务，却因收受了贿赂里应外合，致使国有资产流失。于、贺两人恶意串通损及国家利益的获利行为，显然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性。

　　2017年底、2018年初，我院分别以受贿罪、行贿罪，对于军、贺新提起公诉。于军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四个月，未上诉；贺新则经过一审、二审，两级法院均未采纳辩护方提出的上述辩解，而认定贺新获得了不正当利益，以行贿罪判处其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