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庭上，4名被告人全部当庭翻供。费凯辩称是被害单位事先同意借款给他，且所有事情全部是他一人所为，与其他3人无关；其他3名被告人则辩称，以为费凯进行的是正常贴现款借贷，否认共同诈骗。

　　公诉人首先对费凯展开讯问。

　　“你认识吴好吗？”

　　“以前没有见过，但王海棠和钱建良都认识他。我们通过电话联系。”

　　“吴好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”

　　“他问我们做不做票，说有张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要贴现。”

　　“你们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吗？‘做票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　　“我们都不在银行工作。‘做票’意思是，我们找银行办贴现后可以借贷部分贴现的钱。”

　　“后来你们怎么做的？”

　　“我以前没办过贴现，我们4人商量怎么操作，包括怎么在票据上盖章、用哪个公司来背书贴现、贴现款打到哪里。吴好事先给了我长沙汽贸公司的联系方式，要我们到宁波银行等汽贸公司的人，还让我和王海棠去买一张新电话卡联系对方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要商量用其他公司来背书贴现，贴现款还要打到其他公司账上？”

　　“是王海棠、钱建良、叶英士教我的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要另外办一张电话卡联系对方？”

　　“我不知道，是吴好要我这么做，我让王海棠去买的。”

　　“你们见到汽贸公司的员工后，是怎么做的？”

　　“拿到票据后，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盖好章，让他们提供贴现资料后，我把他们带到了宁波银行二楼转角的座位上等，我借口办手续走到另一边楼梯电话联系吴好。他说宁波银行没有额度，要我们去江苏常州那边的银行办。于是我们跟汽贸公司的人说办理贴现还要时间，让叶英士的朋友陪着汽贸公司的人去茶楼，我和等候在银行外的王海棠、钱建良一起开车去了常州，中途还应吴好要求给了他10万元介绍费。”

　　“在常州是怎么办贴现的？贴现款是怎么流转的？”

　　“我、王海棠和钱建良把汽贸公司的票据、盖好章的委托书等贴现资料，交给王海棠和叶英士的朋友联系的上海公司，由上海公司作为背书公司出面，成功贴现964.6万元。贴现款打到了上海公司的账户上，然后转到叶英士朋友的公司账上后，再转到我临时新开的账户里。”

　　“其间汽贸公司的人有没有和你们联系？”

　　“有，他们一直在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办好。”

　　“你怎么回复他们的？”

　　“我就说正在办理，还有一些手续要办。”

　　“你们告诉了汽贸公司的人宁波银行不能贴现，要到民生银行常州支行贴现吗？”

　　“没有。”

　　“贴现的钱去哪了？”

　　“给了上海公司32万元，钱建良和吴好70万元，叶英士借走50万元，王海棠将364万元存入其妻子的账户。”

　　“你告诉了汽贸公司的人你要借钱吗？”

　　“没有，但是我打了欠条。”

　　“什么时候？”

　　“他们见我们只打了400万元，马上就报警了，在派出所我给汽贸公司打了一张欠条，我和他们说好了借半年，口头上讲给两分的利息。但是没有盖汽贸公司的章。”

　　“后来为什么联系不上你了？”

　　“汽贸公司打电话给我，反悔借钱给我了，所以我就换手机号了。”

　　“整个贴现过程，你们有告诉汽贸公司实际情况吗？”

　　“没有。”

　　刘林玲发表公诉意见提出：“在本案发生前，被害单位与各被告人没有任何交集，4名被告人对于吴好不是银行工作人员而是专门从事地下贴现的‘行业人’是确知的，对于‘做票’就是截留贴现款自己非法占有不仅清楚，而且进行了商量和分工；在实际办理贴现的过程中，4名被告人相互配合，故意制造在找银行人员办理贴现的假象，贴现成功后第一时间瓜分赃款。尔后为躲避被害单位，更换联系号码，逃避公安机关侦查……4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”

　　最终，法庭采纳公诉意见，4名被告人犯诈骗罪，分别被判处八年至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　　2018年7月，汽贸公司负责人给检察官打来电话，经办案机关追缴，赃款已回到公司账上。